应付完一路跟踪的香港记者，王梓钧满身疲惫的回到别墅。
刚洗完澡，李京浩便上楼来问：“老板，外面有两个男的要见你。有个说自己是《明报》的副刊编辑，要不要轰走？”
“《明报》的副刊编辑？难道是来找我做专访的？”王梓钧想拒绝，又不好抹了金庸面子，便说道：“让他们进来。”
很快李京浩把人领进来，走前面的是个中年人，王梓钧隐约记得叫蔡炎培，是亦舒的好友，以前见过两次面。后面那人斯斯文文的，年轻得很，却不知道是什么来路。
“你好，王先生，冒昧打扰，请多多包涵。”蔡炎培不好意思地笑道。
“蔡兄请坐！这位先生也请！”王梓钧道。
蔡炎培介绍道：“这个叶辉，我们香港文坛的新秀才子。”
“叶先生好。”王梓钧点头道，心里却想着这两人今晚到底来干嘛。
王梓钧对香港文坛不怎么了解，却不知这二位以后的成就，蔡炎培做了《明报》三十年编辑，作品无数，后来还被提名了诺贝尔文学奖。而那个只比王梓钧大一岁的年轻人叶辉，也是曰后香港文坛响当当的人物。
特别是蔡炎培，姓格跟古龙差不多，是个姓情中人，只不过比古龙收敛一些，没那么癫狂，前两年还和亦舒玩三角恋爱。
随便聊了几句，年轻的叶辉忍不住了，说到了来意：“王先生，实不相瞒，鄙人准备创办一份诗刊，想向你邀一篇诗稿。”
“我？”王梓钧乐了，“我哪会写诗啊。”
叶辉道：“王先生就不要妄自菲薄了。您的处女作《搜神记》中，那首《刹那芳华曲》可是流传甚广，还有《东风破》的歌词也是诗意盎然。您写诗的功底，恐怕比不少所谓的诗人还要深厚。”
“不行不行，我可不会写诗！”王梓钧连连摆手。
蔡炎培朝叶辉苦笑了一下，他是被叶辉强拉来做引荐人的，找王梓钧要诗，这本身就让他觉得有些搞笑。
叶辉沉默了一阵，看着王梓钧诚恳地说：“王先生，实不相瞒，这次向您邀稿，主要就是想借你的名气，为这本新诗刊增加人气和关注度。我知道你不缺钱，我也给不起太高的稿酬。我办这个诗刊，不是为了赚钱，而是想要为如今凋敝的香港文坛做一点贡献。如果您实在不愿意地话，我也无法勉强。”
曰后谈起香港，都说这里是一片文化的沙漠。但事实上，五、六十年代的香港文坛，是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涌现了不少高质量的文人。但从六十年代末期以后，内地“文革”时的极左文艺思潮对香港文坛的负面影响越来越大，部分香港作家（主要是南迁作家，走现实主义道路的作家）的文学主体和审美意识淡化，作品出现主题先行、人物概念化和充满说教的流弊，令读者望而生厌。
同时，因为一些东南亚国家相继关闭华校，禁止华文刊物入境，以东南亚为主要市场的香港纯文学刊物销量锐减，难以为继，纷纷停刊，如创刊于五六十年代的《中国学生周报》、《文坛》、《纯文学》等刊物都宣告不支而倒闭。
失去了生存的物质条件，许多靠笔杆子为生的文人开始转行，到了七十年代后，整个香港文坛迅速滑入低谷，但也有一部分文人苦苦支撑。
这个只有24岁的年轻诗人叶辉，在眼下这种恶劣情况下，居然想要办一本纯文学的诗刊，简直是稳赔不赚。
看着叶辉诚恳的眼神，王梓钧有些不好意思拒绝。
“这个，你办诗刊在资金上困难吗？如果缺钱的话，我可以资助一些。”王梓钧说，“至于写诗嘛，那玩意儿好久没写了，一时半会儿出不来。”
“资金虽然有点困难，但还可以克服。眼下最要紧的，就是我们的刊物没有知名度。”叶辉咬咬牙说：“要不我写一首，署上您的名字？”
“你这不是叫我作家吗？”王梓钧哈哈大笑。
叶辉满脸失望，蔡炎培对他办诗刊也不看好，这次来陪他来找王梓钧也并不抱希望。见王梓钧拒绝，蔡炎培道：“阿辉，我看还是算了吧。王先生拍戏很忙的，我们可以再去找余光中先生试试。我在台湾读书的时候，和余先生也打过一些交道。”
“也只好这样了。王先生，那我们就先告辞了，打扰您休息了。”叶辉叹口气站起来道。
王梓钧送两人离开，一边走一边搜脑子里存的资料，可都是一些关于影视、音乐，以及台湾七八十年代经济政治方面的东西，居然找不出一首诗歌来。
就在两人即将出门的时候，王梓钧脑子里灵光一闪，居然还真发现一首，忙说道：“两位稍等，我突然想起以前高中时候写过的一首诗。”
“真的？”叶辉惊喜道，他可不管王梓钧这首诗写得好还是烂，只要能借王梓钧的名头吸引眼球就可以。
“是首情诗，不知道你们要不要。”王梓钧又将两人请回来。
“要，情诗更好。”叶辉连忙道。这几年被大陆的左派文学害得不轻，那种正儿八经的诗反而让读者腻歪。
等王梓钧坐下，叶辉连忙从自己的包包里拿出纸笔，铺在他面前的茶几上。
王梓钧一边写，叶辉一边小声念道：“《飞鸟与鱼》：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而是/我就站在你面前，你却不知道我爱你。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我就站在你面前，你却不知道我爱你；而是/明明知道彼此相爱，却不能在一起。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好诗，真是好诗，几十年难得一见的好诗啊。王先生你真是太谦虚，能写出这种诗歌，居然说自己不会写诗！”
叶辉欣喜若狂，刚才的赞美也不是装出来的，而是确实发自真心的喜爱这首诗。而作为副刊老编辑蔡炎培，这时也面露惊讶，他没想到王梓钧还真能拿出一首，而且质量非常之高。
“哪里哪里，少年时候的涂鸦之作而已。”王梓钧厚着脸皮道。
这次抄袭他倒是心不亏，反正这首诗也没有准确的作者。
后世以讹传讹，说这首诗出自于泰戈尔的《飞鸟集》，甚至连《读者》这种杂志都这么说，其实纯属扯淡，《飞鸟集》里根本没这首诗。
此诗的最早出处来自于香港女作家张小娴的《荷包里的单人床》，不过只有前面那么几句，并不完全。后来台湾阳明神农坡医学院的学生在学校的BBS论坛上，以张小娴那几句为基础玩诗歌接龙，集体把这首诗创作出来。
鬼知道怎么传来传去，这首诗就成了泰戈尔的大作，搞到后来居然有人责备张小娴抄袭泰戈尔老爷爷。
叶辉拿着诗稿反复朗诵，越读越是喜爱，丢下王梓钧和蔡炎培在旁边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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