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也许会问，不就是一首歌吗，洪小乔也不至于听得流眼泪吧？
有个叫黄宗柏的歌手曾叙述过自己的感受：“演唱《民歌》（收录于《现代民歌集》）常常令我感到一种长久被压抑，渴望挣扎、突破的力量在贲张，唱到后来，激动得快唱不出来了。”
演唱者如此，听歌者亦是如此，那个时代年轻人的疯狂比后世的狂热歌迷还要恐怖。
这种疯狂与当时的社会环境有很大关系。
台湾在1959年的前几年有过一次婴儿出生的高潮，到了1971年后，那时出生的婴儿正好开始进入国中、高中、大学。与剧增的青少年相比，大学的录取率只有百分之三十几，六成以上的学生只能选择一种近乎无可奈何的生活。
这时的新闻媒体或文艺作品，充斥着强烈反G却又思乡的情绪。年轻人除了复制老一代外省人落荒而逃的恐惧外，很难在生命的欲望及活力中找到什么出路。
电视每晚10点以后停播，年轻人只能在电视中能看到当权者一再指责的“靡靡之音”和琼瑶式你死我活的爱情悲剧。幸运一点的年轻人还可能读到《文星》杂志、乡土文学，但大多数年轻人的精神生活都贫乏而窒息，还有一些幸运的年轻人可以购买到由美军电台工作人员盗拷出来的美国排行榜塑胶唱片。
了解了这些，就明白了当下年轻人所面临的困惑与压力，他们对新思想、新文艺的渴求，一点也不弱于刚刚从特殊时期走出的大陆青年。
王梓钧轻声吟唱着，身体没有任何多余的动作，但那低沉的声音却似在嘶声呐喊，用尽了肉体与灵魂的全部力量。
台下近200观众，一大半都是喜爱音乐的年轻人。他们在听这首歌时，没有了昨天的疯狂，而是静静地凝神屏气，生怕错过了一个音节。
“仍立在雨里／仍立在雾里
仍是恁近恁远／奇幻的莲
仍展着去年仲夏的白艳
我已溺毙／我已溺毙
我已忘记自己是水鬼
忘记你是一朵水神
……”
不少年轻人激动而狂热地看着台上的歌者，就像是迷失在茫茫大雾中的孩子，遇到了热心的向导。
1975年杨弦唱出那些歌之后，被无数青年歌者视为引路人，而王梓钧将现代民歌提前四年唱出，不知道会出现什么样的结果。
当最后一个音符散去，王梓钧行了个礼正要下场，下面有人突然大喊起来：“再唱一首！再唱一首！”
“再唱一首！”
“再唱一首！”
“……”
无数人的声音汇成一股巨流，评委席上的顾英德对着镜头点了点头，黄亚生马上下了命令，派工作人员通知王梓钧继续。
反正王梓钧是10号，后面已经无人参赛了。本来大赛组请了一个二流歌星来献唱，不过现场气氛如此热烈，黄亚生只要顺应民意。
“既然大家这么赏脸，那我再来一首《童年》吧。”王梓钧说着将电吉他放下，找工作人员要来一把木吉他。
还在等待比赛结果的参赛选手全都到了观众席，想听听王梓钧接下来会唱什么样的歌。当你比一个人强上一分的时候，得到的可能是羡慕嫉妒恨；但当你比他强上十分，那他就会仰视、崇拜你，这就是那些选手最真实的写照。对于冠军，他们已经早就放弃的争抢，反而以可以和王梓钧同台竞技而感到喜悦和自豪。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
艹场边的秋千上，只有蝴蝶停在上面
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叽叽喳喳写个不停
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等待游戏的童年
福利社里面什么都有就是口袋里没有半毛钱
诸葛四郎和魔鬼党到底谁抢到那支宝剑
隔壁班的那个女孩怎么还没经过我的窗前
嘴里的零食手里的漫画心里初恋的童年
……”
轻快地歌声在空气中流淌。没有了《你的样子》令人心酸的哀伤，没有了《回旋曲》遍体鳞伤的执着，有的只是淡淡的甜蜜的回忆。
特别是唱到“诸葛四郎和魔鬼党到底谁抢到那支宝剑”，许多男生都会心地一笑，因为他们正是看着《诸葛四郎》长大的。歌中所唱的，是他们自己的故事，就好像唱的是他们自己一样。
歌是让人快乐的，有时候抛去那些功利姓的东西，音乐才能回到它本来的面目。
“……没有人知道为什么太阳总下到山的那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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