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京。
蒋国柱不久前送来一份报告，称他负责的哭庙案和奏销案都有了起色，哭庙案的首犯金圣叹等人已经畏罪潜逃，没有了领头人后，蒋国柱亲自指导地方官施展手段，把涉案的外围人员分化瓦解——这些没有潜逃的人本来还对清廷心存幻想，所以才会留下。而蒋国柱的方案是“挑动缙绅互斗”，他暗示那些寄希望于清廷宽大的人们：朝廷和两江总督衙门已经不打算追究此事了，不过出于官府威信的考虑，需要一两个替罪羊，然后就会赦免其他的人。
至于具体的人选，蒋国柱也没有指定而是让缙绅们自行决定。他还拿了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出来，说官府默许众人分担那个顶罪的人遗留下来的责任，换言之，就是众人负责照顾顶罪者的家人，凑钱弥补该人被抄家的损失。
不出蒋国柱所料，为了顶罪的问题，本来就不太团结的缙绅联盟立刻出现了裂痕，他们之前能够形成这个联盟还是因为浙北的榜样；不过当蒋国柱明确表示官府没有特别针对的对象后，这些缙绅就又开始举办赛跑比赛——不过蒋国柱可不是邓名，他并不打算只吃掉最后一名。
在经过互相举报和陷害后，蒋国柱抓走了几个缙绅，然后要求其余的人按照最开始的约定办，让他们合伙儿照顾被捕者的家人。在这期间，蒋国柱偷偷对其中的一批人说，他们本来就不在官府的严办名单上，就算没有人顶罪，也最多是罚款了事。
蒋国柱估计这些人听完后肯定会觉得自己其实也没大事，分担顶罪人的负担非常不公平，等这些人再为此事闹起来后，蒋国柱再把之前他们互相陷害、告密的信分发一下，估计就能让黑名单上的缙绅们彻底反目成仇——蒋国柱计划分三批到四批把这些富户都抓起来，没收财产，然后卖给四川人。至于查抄所得，蒋国柱计划把一成送给燕京，用三成购买四川的债券，剩下的用来养兵。
在给燕京的报告中，蒋国柱吹嘘了一番自己的忠诚和干练，拍着胸脯保证，至少能够给燕京运去一百万两银子。
把蒋国柱的奏章轻轻地放到了桌子上，索尼沉吟了一会儿，对鳌拜和苏克萨哈说道：“现在江南如此混乱，归根结底还是在邓名身上。”
“正是。”鳌拜和苏克萨哈异口同声地答道，然后一起满脸期待地看着索尼。
不久前康亲王杰书又上了一份奏章，认为等拿到漕银后，清廷就可以挥师西进，取道潼关入陕西，集中河南、山西等地的绿营精锐于保宁、渝城，再加上精锐的河西兵，与邓名再次决一死战。
杰书显然不愿意灰溜溜地返回燕京，而且无论是他还是遏必隆，都对淮安的失利相当不服气，认为如果不是因为水网密布，江南人心浮动，侦查不利加上朝廷一再催促等原因，他们不会遭遇挫折。而从保宁、渝城出发，只要粮秣准备充足，辅兵和牲口带得够多，完全可以走陆路攻击成都。
只要攻陷了成都，那所有的动荡不安自然都迎刃而解，就是和邓名拼个两败俱伤，也能阻止他继续无休止地利用水师优势搔扰湖广、两江、浙江、山东——与其让官兵在这么大的范围上疲于奔命、处处设防，还不如集中人力、物力荡平了四川。
这个计划鳌拜和苏克萨哈也是认同的。作为去过四川的战将，鳌拜表示，他认为走汉中这条路攻击西川是完全可行的。虽然路上没有什么人，但确实可以靠大量的民夫和畜力来解决运输问题；对于陆战，清廷也还有一定信心，而且北方的军队士气也还不错。比如河西的赵良栋，就多次叫嚷有信心把邓名一举荡平——在邓名烧死了洪承畴、袭杀了胡全才又生擒了郎廷佐后，敢这么喊的人就没有几个了；而在高邮湖、浙江和山东之战后，赵良栋这样的好汉就更稀罕了，若是去打成都的话，赵良栋这样的猛将一定要带上，他的好搭档张勇和王进宝不用说也得一起去。
只有索尼依旧担忧，进行这样大规模的动员会让清廷有被掏空家底的危险。
要是能一劳永逸当然好，那花多少钱都是值得的，而且还能靠象牙和翡翠来弥补损失——高明瞻不是说藏省都是满嘴长牙的大象和用来当门垫的翡翠吗？
可若是战事不利的话，那清廷又该怎么办？
“若是几年前我们肯下这样的决心，现在就不用坐在这里发愁了。”鳌拜见索尼又没了下文，焦急地劝说道：“如果我们现在舍不得花这笔钱、下不了这个决心，那再过些年，邓名的流窜范围只会变得更大，朝廷的负担更重，说不定到时候我们连下这个决心的能力都没有了，那才是追悔莫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