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成都的权利分配依旧很混乱，邓名没有在成都进行长期停留的时间，每次都是搭建一个框架就急急忙忙出征，而且总是一去就数个月不归，这导致成都各派都有争夺权力的空间和机会。
对邓名来说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川军不进攻就是等死，每次暂停进攻都是往毁灭的悬崖边迈了一大步。因此邓名不可能考虑留下监督、指导成都的发展，再说对外掠夺对发展成都也有极大的益处，迄今为止邓名从李国英手中捞到的东西最少，但就是那几百、上千头牛，四川自己就是闷头鼓捣几年也别想鼓捣出来。
虽然上次离开成都前邓名组建了税务局，并把税收工作从知府衙门转移到了税务衙门，但在邓名离开时还没有尽数完成。等邓名越过武昌向下游进发后，刘晋戈也就停止向税务局移交权利，即使在邓名的框架上后者都是知府衙门的下属机构，对此自然也是无可奈何。
邓名对川盐很重视，因此刘晋戈对此也很重视，他因为精力问题不能插手各个行业，之前把管不过来的行业大都移交给了秦修彩，但盐业利润又高，又是邓名的重点扶持项目，刘知府当然牢牢握在手中不肯松手，盐税问题刘晋戈一向是亲自过问的，就连税款都是直接上缴给知府衙门而不是通过税务局。
成都的大部分人对此也视为理所当然，其中包括税务局长秦修彩在内。
税款直接上缴给知府衙门才是传统，而税务局这个中间结构反倒是新兴事物，当初邓名建立这个机构的理由也是为了帮助刘晋戈分忧——成都官员也都接受了这个说法。既然是帮忙的，那换言之就是帮刘晋戈处理他不想受的累，而刘知府很愿意亲历亲为的事情税务局自然管不着。
有知府衙门撑腰，卢欢对朴烦这个税务局副局长没有一点儿畏惧心理，还不依不饶地对税务副局长说道：“若是税务局能退还我们的税，让川盐的盈利维持在每百斤百元，代售的淮盐每百斤五十元的话，我们可以考虑接受朴局长的定价。”
朴烦当然做不到，盐税是邓名定下的，就连刘晋戈都未必能修改，再说税也不是税务局收的，他去哪里给盐商退税？
见朴烦不说话后，卢欢又冲着于佑明说道：“如果我们在武昌每收一元工业银行的凭据，工业银行都按照三倍的价格在成都补偿我们的话，我们也可以考虑接受。”
于佑明当然也答应不了，其实就算于佑明答应，卢欢的考虑结果多半还是不接受，因为就算成都工业银行给三倍兑换率，对盐商来说不过是没有吃亏而已。但现在武昌欠条紧缺，这三分之一需要欠条的盐可以溢价卖出。现在盐商的惯常做法是，按照成都知府衙门的意思，让武昌用知府衙门指定的物资来交换，其中甚至还包括人口——虽然邓名走之前曾指示刘晋戈要找机会获得工匠，将来有可能的话要设法输入火药和青铜，但鉴于成都男多女少的严峻形势，刘晋戈已经把邓名的政策修改为输入未婚女子为优先。
除了背靠知府衙门这靠山外，卢欢还隐隐觉得自己是比于佑明和朴烦更高等的国民，他和其他盐商都是刘曜的辅兵，不管他们辅兵在军中的地位多么低微，卢欢他们依旧是川军本土派，是成都最早的势力。盐商雇佣的人手中，也是以本土派为主，尤其是曾经在刘曜、杨有才手下服过役的人，更是深得卢欢等人的青睐，从绵竹、江油、剑阁等地驻军中退役的人，虽然距离稍远但也属于卢欢划分中的最高等人。邓名手下的五大将中，卢欢他们最喜欢的是李星汉，认为他是本土派的人；虽然刘曜、杨有才以及他们的心腹神神秘秘地不肯透露清楚，但卢欢他们都听说过不少关于拥立的传言，那就是刘曜、杨有才、李星汉这些本土派曾经抱团拥立过少蜀王邓提督。
其次就是虁东军，虽然这帮贼名还没有洗清，但他们也算是四川人，因此在卢欢这批人眼中，周开荒是邓名五大将第二顺眼的。现任成都知府刘晋戈出身和周开荒差不多，而且这位刘知府听说也曾跟着邓提督在东川府征战，还为保护邓提督受过伤，因此卢欢对他也是很尊敬的。
再次就是建昌那批人，西贼是川军的敌人，现在虽然迷途知返向少蜀王输诚，但显然不能和嫡系川军相比，而且卢欢他们认为这些西营的忠诚依旧可疑，这从西营出身的五虎之一赵天霸身上也可以找到迹象，比如他就不肯追随邓提督东川和昆明——卢欢他们既分不清建昌西军和赵天霸的关系，也不知道赵天霸去不了东川府的真正理由。
而于佑明这种明显是从外地逃难进川的蛮子，虽然是明军嫡系而不是什么贼，但在卢欢他们心目中的地位和西营基本持平。按说朴烦也是四川人，应该能被划分进本土明军嫡系，可不幸的是他的熊兰的手下，熊兰反复叛变的事情在成都已经传开了，因此在本土派眼中，熊兰一伙儿的地位也一落千丈，和西贼看齐去了。
本土嫡系的出身，还得到邓名的大力扶持，这次明军甚至会为川盐盐商的利益而改变战略，这让卢欢、叶天明他们高人一等的心理变得越来越强烈。正是因为心态的改变，本来他们这些辅兵一说起曾经骑在他们头上作威作福的战兵就咬牙切齿，但现在他们反倒在退役后开始生出同袍的感情来。上个月挣了一些钱后，卢欢、叶天明等几个盐商还专门去了一趟都江堰，请当年把他们绑架进军队的几个战兵介绍人吃饭，这几个盐商摆了一桌子好菜，认为若不是当年被他们带进军队，也不有他们几个的今天——人不能忘本。那几个战兵都吃的眉开眼笑，有一个一边吃还一边不好意思地嚷嚷：“我吃得太多啊，我吃得太多啊。”
尽管在盐商这里碰了一鼻子的灰，但工业银行的欠条凭据还是获得了基本的信用，因为除了食盐以外，其他的货物都不是私人所有而是公家的东西。有朴烦背书免责，留守人员没有必要和武昌方面的好处过不去，再说他们本来也没有定价的职权，对他们来说这些公家的东西到底怎么处理都与他们无关，去干涉定价的事情完全是多管闲事。虽然换不到盐让陆尘音感到有些遗憾，不过这也就是美中不足罢了，其他货物的利润也很大，完全可以满足。
……在又一次和邓名会面时，周培公随口提起了福建的战事。
“周布政使有什么内部消息么？”邓名漫不经心地问道，在他看来根本不可能从周培公口中听到实话，因为任何郑成功胜利的消息都是对邓名的利好消息，闽军的胜利越是辉煌，邓名在谈判中的地位就会越有利，现在周培公作为他的谈判对手，正确的策略就是否认一切有利于闽军的传闻，将其统统斥为宣传和谣言。这道理很浅显，邓名知道周培公一定很清楚，所以对冲他口中听到明军的好消息不抱任何希望，而如果周培公说了明军的坏话，那邓名首先也会怀疑这是对方企图增加自己的谈判筹码而不是当真——既然不可能听到好话，也不能相信对方的坏话，那和周培公讨论福建的形势完全是浪费时间，这也是邓名漫不经心的原因。
“朝廷以贝子洛托取代达素为安南大将军一事，想必邓提督已经知晓了吧？”
“知道了。”邓名轻轻点头，他对自己前世这一段历史并不是很清楚，因此在听到这个消息后，邓名的第一印象就是郑成功取得的胜利很有限。虽然对清朝历史没有太大的兴趣，不过禁海令这个名词邓名还是有印象的，在穿越到这个时代后，邓名发现满清还没有开始禁海，随着他对军队、经济有所了解后，他开始意识到这命令后面的意义，明白只有在郑军拥有很大优势时才会迫使清廷使用这种损人不利己的政策。
刚听说达素去攻打厦门时，邓名曾经暗自猜测这会不会是禁海令的开始，为了避免被被人看成神棍，邓名只能把这个猜测藏在肚子里。不过在得知达素仅仅只得到一个降职的处分后，邓名感到自己的希望破灭了，他甚至怀疑自己的到来让郑成功的胜利缩水了。
听到周培公这句话时，邓名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对方想贬低厦门战役的意义，从而夺取更多的谈判主动权。
“那不知道邓提督有没有听说过，朝廷正在考虑禁海。”
周培公的这一句话对邓名来说犹如晴天霹雳，惊愕之余都忘记了回答。
“看来邓提督是不知道啊。”周培公对邓名的反应感到很满意，对方惊诧不能言的表情更让周培公的虚荣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至少在以前的谈判中他还没有达成过这个效果。
“这是周布政使从张总督还是从蒋巡抚那里听到的消息？”惊讶过后，邓名马上追问道，达素受到处分并不是什么新闻，但清廷考虑禁海肯定是督抚级别的高官才有机会与闻的。
“很高，很高。”周培公神秘地答道，清廷已经开始考虑黄梧的对策，并偷偷询问几位总督对此的意见，想知道他们的看法，毕竟这会是全国姓的政策，清廷想知道各大总督对此的看法，以及他们是否认为这会给清廷的统治造成什么麻烦，或是有什么需要事先防范的问题。目前这个消息只流传在各个总督身边很小的几个心腹幕僚圈子里。
“具体能说说吗？”邓名不由自主地问道。
“邓提督有问，下官当然是知无不言。”周培公今天表现得非常老实，没有交换条件，没有卖关子，而是立刻回答道：“这个建议听说是叛将黄梧提出的，大概几天前，黄梧还途径江宁，然后沿着运河去北面了，据说这次他匆匆赶去京师还是皇上的旨意，要让他御前对奏。”
“禁海一事肯定是在武昌听说的，但几天前黄梧路过这事多半是刚刚去查的，”邓名听完后喃喃说道：“周布政使有心了。”
作为谈判的另一方，周培公放出这种消息就好像把武器倒过来交在邓名手里，让邓名可以肆无忌惮地向他开火。想到这里，邓名不由得又补充了一声：“多谢。”
“邓提督客气。”周培公微微一笑，但却没有承认或否认邓名关于他情报来源的猜测。
“嗯。”邓名沉思起来，如果是其他人，或许会对周培公的话将信将疑，但邓名对禁海这两个字很熟悉，一听到周培公提起就知道此事肯定是真的。只不过如何利用这个武器，邓名还没有马上想好。
“邓提督是不是认为，这个禁海是指福建沿海？”周培公不给邓名思考的时间，出声打断了对方的思路。
“难道不是吗？”邓名脱口问道，但他马上想起自己历史上好像说过这次禁海的范围很大。
“难道是长江以南都要禁海？”邓名迅速修正了自己的问题，但周培公仍是一副不置可否的样子，这让邓名感到心揪得更紧了，再次出声的时候，语气里也流露除了不常见的紧张：“难道！难道竟然是全面禁海？”
“不错，”周培公轻轻点头：“从山东到广东，片板不许下海；沿海十五里内不许居住、也不许踏入，违者视为叛逆，立斩不赦；所有现有船只都要自行烧毁，其中包括五省水师的战船；五省海贸全面禁绝，之前从事海贸的人一概以通敌论处，家产抄没入官。”
“天啊。”尽管有前世隐约的记忆，邓名仍是震惊不已，刚才周培公已经说过这个建议的提出人是黄梧，是此次厦门之战的亲历者和实际指挥官之一，而这个建议背后的潜台词就是清廷已经丧失了从山东到广东的制海权，而且还无法在短期内恢复；至于所有海贸商人都以通敌论处更是前所未有的严厉，这根本不是一种威胁，不是说你以后还敢从事海贸就治罪，而是凡是有海贸经验的商人都要消灭，这里面的潜台词有两个，一个就是黄梧认为清廷水师已经被削弱到完全无法威慑海商不倒向郑家或是保护他们不向郑家纳税了；第二个就是黄梧的禁海建议显然不是一个短期政策，而将是一场长期的国策，在看的见的时间里有海贸经验的商人对清廷毫无益处，完全可以干脆利落地消灭，不但可以增加收入还可以避免他们心怀不满地从事走私活动。
“黄梧的建议本身就说明五省水师几乎不存在了，根本不可能在短期内重建，而如果清廷采用了黄梧的建议，那就说明他们认可了黄梧的判断。”邓名大脑飞快地运转着，分析着眼下形势对自己的影响：“福建等地暂时我管不到，但山东，浙江还有南京这里的沿海居民、渔民、海船船工肯定要生计无着，或许很多人会忍耐，会听从清廷的命令进入内地，但还是会有相当一部分反抗，短期内舟山不但不会受到威胁，反倒会大大增强。为了镇压反抗，保证禁海令得到实施，山东、浙江都需要向海边增派兵力，他们根本不会有力量增援南京，至少在一、两年里，蒋国柱不但不能指望得到邻省的大量支援，还要面对后顾无忧而且更大强大的舟山。”
“之前我军曾提出要求在崇明驻军，由蒋巡抚去向清廷解释为何无法收复崇明一事，这个要求我军坚持到底，没有任何妥协的余地，也不会对此进行讨价还价。”在一番思考之后，邓名缓缓开口对周培公说道：“为了保证崇明不受到威胁，我军要求崇明岛两岸同样实行禁海令，不过不是对百姓而是对清军，沿海十五里内不得有清军驻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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